比如，宪法绝对禁止了无论是联邦还是州政府授予一些人贵族头衔。
文章来源：《法学》2016年第12期。当然，做这样的研究和论证，应该是我们宪法学者的工作。
但拟议中的国家监察机关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首先需要自己的组织法。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0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的规定。更主要的是，本文上面建议的是全国人大做出授权决定，不是立法。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所有国家机关的存在和活动，都应该有宪法根据，而且事实上我国现有国家机关也都是按这个原则产生和活动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看来因设置新型国家机关而牵一发动全身，形成了宪法大量条款需要修改的局面。权力重新配置在法制体系中的必然表现，就是引起法律的创制或法律的废、改、立。[103]尽管这些关键词至今并未形塑出全新的行政法的缜密体系构造，甚至有学者批评许多新兴名词不过就是新瓶装旧酒[104]，但这些新名词却昭示出行政法在民营化现实下的革新诉求和调试动力。
[96]在德国，民营化决定部分程度上是通过规范（Normen）予以落实，这些规范既包括议会通过的法律，也包含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命令（Rechtsverordnung）和规章（Satzung）。但再国家化和再地方化的出现并非预言民营化的失败，民营化和国家化也不能被塑造为对立的两极。国家是否为民营化配置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和刑法责任。[88] Helmut Lecheler，Grenzen fuer den Abbau von Staatsleistungen，1989，S.64.f. [89] Peter Collin，Privatisierung und Etatisierung als komplementaere Gestaltungsprozesse，JZ 2011，S.274. [90] Lothar Schemmel/Rolf Borell，Verfassungsgrenzen fuer Steuerungstaat und Staatshaushalt，1992，S.117. [91] Friedrich Schoch，Rechtsfragen der Privatisierung von Abwasserbeseitigung und Abfallentsorgung，DVBL.1994，S.1.ff. [92] Hartmut Bauer，Privatisierung von Verwaltungsaufgaben，S.254. [93] Hartmut Bauer，Privatisierungsimpulse und Privatisierungspraxis in der Abwasserentsorgung- Eine Zwischenbilanz，VerwArch 90(1999)，S.561. [94] 同前注［10］，第98页。
但纷繁复杂和斑驳难辨的民营化现实，已使学界在对其进行体系化归整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相当困难。德国法因此为民营化配备以再国家化和再地方化的可能。
据此，如果说，最初德国学者在探求民营化界限时，是先验地认为存在国家绝对保留的范围，因此尝试对不得民营化的国家任务进行实质界定的话[73]，那么现在则是在宪法框架下，通过诉诸基本权利、社会国、法治国、民主国以及经济原则等宪法原则来探求具体的民营化决定的法律允许性，以及民营化对象、范围、模式、作用类型、限度以及后果补救的具体界限。此外，尽管如上文所述，德国联邦中央曾通过修改《预算法》和《税法》来对各州和地区施加民营化压力，但这两部法律实施后造成的更多花费却证明，要求行政机关时时检验某项行政任务的履行是否存在更经济的私法方法反而是过度处理的方法。据此，如果公共企业以及官方机构执行特定的职能不合适，就会对该职能进行民营化处理。在组织民营化中，部分民营化可以表现为，国家并非设立专门的公司，而是与私人合作成立所谓的混合经济企业（gemischtwirtschaftliche Unternehmen），尤其是公共机构在此类公司中占据控股地位。
后续观察责任是行政主体在一般意义上承担的，保障公共任务在自身控制范围内合秩序进行的义务。国家是否配置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和刑法责任等。而且相比联邦与各州，在地区层面展开的民营化措施，其动机很多都带有一定的法律规避性。事实上，尽管相较英美，德国行政民营化的起步迟至上世纪80年代，但之后的全速推进却使德国在这一领域同样累积了丰富成果。
最初的民营化决定基本上基于政治策略进行，并未诉诸法律。正因其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民营化概念迄今都不具有法教义学上的确定内涵，任何尝试对民营化进行概念澄清的努力，也相应存在对复杂现实予以过度简化的危险。
在全面铺陈德国制度经验的过程中，本文将考察重点集中于德国法对行政民营化的规范调控、学理构建和体系归整，也希冀这些内容能够带给我国学理与实践更多启发。民营化虽然在减轻财政预算、吸引私人投资、纳入私人资源、降低服务成本以及改善服务品质等方面，展现了诸多优势，但同样暗藏了国家逃避责任、行政摆脱公法约束以及因纳用私人而导致的公共服务价格上涨、任务不履行或不良履行的危险。
[81]同样有观点认为，从社会国原则出发，国家现有的生存照顾标准应被视为最低标准，这一标准不能因民营化而被恶化，相反应永远保持。此外，同样受美国研究趋向的影响，我国学界有关行政民营化问题的讨论最初也几乎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垄断，法学界介入较晚，作为也相当有限。相反，如果决定作出阶段并无法通过适法性和界限检验，民营化过程也就会就此终止。在每种具体类型下又区分为特许经营、补助、凭单、法令委托、出售等。在税法领域，联邦中央同样对地区的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企业施与了纳税义务，这些企业自此也不复此前的高权企业（Hoheitsbetriebe），而是同样负有纳税义务的经营型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民营化会产生国家减负作用，但在行政任务转移至私人领域后，国家对于公益的实现却仍旧负有责任，只是这种责任由此前的国家直接履行责任转化为国家保障责任（Gewaerhleistungspflicht）[102]。
作为过程的民营化，可划分为决定作出、决定落实、任务移转和后民营化阶段下的国家责任四个阶段。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的行政任务民营化经上世纪80年代的发端酝酿，至90年代开始全速推进。
民营化对于经济重塑和政府再造的功效，使许多学者同样主张，民营化不仅应限于东部，西部同样应包含在内（Privatisierung auch im Western）。[43]德国有关民营化的经典区分为：机构民营化、财产民营化、功能民营化和实质民营化。
至2005年，德国出台《公私合作促进法》（?PP-Beschleunigungsgesetz），这一框架性立法将民营化趋势和作为基本共识的国家/经济公私伙伴关系相互联结，被认为是联邦中央在制度上强推民营化的最佳印证。[67]据此，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曾一度确定，地区自治化要求在地区范围内的民营化决定原则上只能触及核心任务的最外围部分（aeusserten Kernbereich）。
民营化后果责任和后续观察责任（Privatisierungsfolgenverantwortung und Beobachtungsverantwortung）。2.宪法 作为德国法秩序中最重要的构成，德国《基本法》是用以检视民营化决定的法律容许性的最重要依据。任务移转之后的问题，在英美法的文献中通常被放在后民营化（after privatization）[99]这一关键词之下讨论，在德国法中则是诉诸行政责任（Verwaltungsantwortung）的概念框架下。但在实务中，民营化多半以混合形式出现。
[92]在每个阶段，德国法也都发展出相应的规范调控方式。二、法学的介入与民营化在德国学理研究上的发端 上述制度发展的概略描述为我们呈现了行政任务民营化在德国从发端到跃升再到衰退的大致过程。
但上述目标能否藉由民营化获得全面实现，至今仍旧处于观望阶段，仍旧需要进行持续的检验。在民营化决定的作出阶段，行政除应诉诸宪法原则探求民营化的适法性，还应对参酌以下要素对民营化的对象、范围、模式、限度等问题进行具体确定。
如果相对国家亲自履行，私人履行行政任务对公民基本权的侵害更少，或是对公民的自由限制更少时，民营化也会得以进行。正因如此，德国只有为数不多的法律规范中包含了附条件的民营化指令，绝大多数的法律大多都向行政主体开放民营化的裁量权，由行政机关在个案中进行手段和方式选择。
1.决定作出阶段的法律调控 决定作出涉及的核心是是否民营化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民营化的前阶段。之后，重要性理论被解读为，对基本权的侵害只能由法律或基于法律而做出。而这一目的又主要通过合同中包含的合同期限、解除和变更条款来完成。对于功能民营化，法律保留的强度就须进行区分，如果私人在任务执行中仅仅充当技术方面的助手，应当无需具备法律授权形式。
这些条款对于民营化决定施加了检验义务（Pruefpflicht）和说明负担（Darlegungslasten），学者因此认为，《预算法》在民营化决定的作出阶段，对决定朝向民营化方向作出施加了压力（Privatisierungsdruck），清晰地传输了立法者的民营化意愿。在上述任务转移的方式中，行政合同成为众多民营化个案中最常被使用的法律形式。
这种方法避免了由意识形态或是政治趋向所主导的对民营化要么大力鼓吹，要么极度反对的两极态度。3.一般法 事实上，直接对民营化决定的法律容许性予以确认的正是作为一般性法律的《预算法》。
而且鉴于德国法学理在类型归纳、教义抽象、体系归整等方面的一贯优势，德国法关于行政民营化的研究不仅涉及有关这一领域法规范和法制度的具体建构，还深刻触及这一模式对行政法学理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以及行政法学理为因应这一变革所须进行的典范移转和整饬调试。同样包含西德的民营化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全速推进，德国也在本世纪初迈入民营化时代。